前不久，天津市南开区发生两名儿童坠亡事件。由全国政协委员李铀牵头，并联名曾蓉、刘建军等13名全国政协委员，日前向本次政协会议提交了《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失职（疏忽）行为“入刑”的建议》，建议在刑法第四章增设“儿童监护疏忽罪”。“马大哈父母”入刑是否必要？本期聚焦就此展开探讨。

“亡羊补牢”比惩罚更重要

欧阳晨雨

    天津儿童坠亡事件中，监护人的确有未尽法定义务之处，造成了严重后果。不过，在我国刑法中，对这类因监护不力造成儿童死亡的行为，早已明确了过失致人死亡罪，是否需就这类特殊主体再单独增设罪名，值得商榷。

    如果想要立法另设新罪名，必须考虑两大因素：一是立法成本，二是执法效果。从近年来刑法修订的方式看，主要是通过刑法修正案，如今已出台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。如果因这起突发事件，再专门赶制一部刑法修正案，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，其间耗费的立法成本，不是小数。

    至于执法效果，其实也难言乐观。孩子是骨肉至亲，谁又舍得任其坠亡？横祸突降，作为父母已然痛不欲生，此时重加其罪，不过徒增其悲伤而已。至于教育警示效果，事件本身便是一本生动教材，不必多添刑罚相佐。

    此事件虽后果严重，但社会危害并不大。与其“马后炮”式地声讨监护人，倒不如“亡羊补牢”，健全相关法律制度。据报道，此次天津儿童坠亡事发商场的栏杆，经测算高度约1.35米，符合《民用建筑设计通则》规定，也就是凌空高度24米以下，栏杆不低于1.05米；凌空高度24米（含）以上，栏杆不低于1.1米。但从此次坠亡事件看，现有标准尺度还值得推敲。为防范未然计，需统一规格，进一步提高安全系数。

    当然，还需要“补牢”的是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。从我国现有法律看，与儿童保护相关的法律有70多部，包括《刑法》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及相关司法解释，其中不乏针对暴力、虐待及剥削儿童导致伤害的规定，但对监护失职行为，还缺少直接有效的“预防”和“干预”手段。

    2013年6月发生的南京饿死女童案，两名1岁、4岁的幼儿，因为监护人的失职饿死在家，其母虽犯故意杀人罪，被判处无期徒刑，但“如何监督监护人”“如何终止监护”“谁来做适格监护人”等问题，并没有随之在立法上得到解决。

    目前，民法总则草案已通过三审，民法典呼之欲出，应借此良机，构建统一、完整、相互补充的亲属法律制度，融会贯通散诸于各处的规范，增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科学性、系统性和可操作性。（作者欧阳晨雨，系律师）

护童不能只靠监护人

朱昌俊

    从落实和完善监护人责任的角度看，明确监护人失职的法律后果，确有必要。但孩子发生意外，监护人要承担相应责任，并不必然意味着一定要追究刑责，或者一定能追究刑责。

    那么，到底如何理解“儿童伤害事件，大多数与监护人的疏忽失职直接相关”？这个结论其实预设了一个前提，即只要监护人时刻把孩子放在身边，甚至“盯着”孩子，便不会出事。由此自然可以推导出，监护人的疏忽是儿童伤害事件的“罪魁祸首”。可这种结论未免简单。孩子并不是物品，监护人是否称职，并不是简单的能否看住孩子的事，更与现实的监护能力、社会环境乃至制度等外部条件，有着紧密联系。

    据媒体报道，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儿童死于意外伤害，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，而留守儿童的形成无疑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。另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相关调研分析，七成儿童伤害案件发生在城乡结合部，且主要集中在交通事故、施工现场伤害、休闲娱乐场所器材安全事故等几大类。由此可见，不能简单得出“大多数与监护人的疏忽失职直接相关”的结论。

    在未成年保护问题上，当前最需要克制的是公共观察的选择性失明。像天津这样的惨案，因为与坠亡孩子父亲的直接“疏忽”相关，更容易引发人们对于监护人职责的思考。可还有太多的儿童意外伤害，并非源自父母的疏忽。只根据一部分案件得出的“治本之策”，很可能是肤浅的。

    一个社会的未成年人保护水平，根本上还是考验社会的整体意识与制度保障能力。比如，我们的公共设施建设是否融入了足够的儿童视角？在儿童洗手间都极度缺乏的现实下，答案是存疑的。而在户籍、入学等权益落实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上，是否做到了对未成年人的应有保障，同样值得深思。

    在《魔鬼经济学》一书中，作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一对父母有个名叫莫利的8岁女儿。她有两个好朋友，分别叫埃米和伊曼尼。莫利的父母知道埃米的父母在家里藏了一把枪，所以不准莫利去她家。因此，莫利经常去伊曼尼家玩，而伊曼尼家后院有个游泳池。但权威统计显示，儿童因枪击致死的概率其实远远低于游泳池溺死的概率。当我们讨论未成年人保护问题，是否同样陷入了类似的错觉？（作者朱昌俊，系媒体评论员）